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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清明票房第一深度分析《我的姐姐》

,一个24岁的姐姐,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她离家很久,准备去北京追梦,但父母意外去世。她有抚养6岁弟弟的义务吗?

这是电影《我的姐姐》故事的开始,也是张子枫饰演的主角安然的选择题。

囿于“长妹如母”的传统观念,安然的姑姑像很多女人一样,为了弟弟牺牲了自己,付出了一切。现在女权平等的浪潮,姐姐有必要做“姐夫”吗?但是,人怎么才能摆脱血缘和家庭的羁绊呢?

《我的姐姐》上映后,《清明》票房领先,单日票房击败视觉效果大片《哥斯拉大战金刚》,打破了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多项票房纪录。主演张子枫也被认为是未来最佳女主角的有力竞争者。

这个有争议的故事引起了观众的激烈讨论,豆瓣评分超过7分。但评分从7.9降至7.3,也反映了部分观众对影片结局的不满。

对此,1905年电影网采访了导演尹若辛和编剧尤小英,希望观众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尤小英说:“现在的社会撕裂感很强。希望观众能看到里面人物的善意,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矛盾,有自己的命运。大家可以听听,弥合撕裂感。”

尹若曦说:“我们不想把这个故事讲得过于冷静克制,看多了。我们的相机就像她身边的朋友。你去看看这个女孩,就像你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你平时可能不会跟她说,但她这辈子都经历过。你需要知道和看到它。”

导演尹若曦(左)编剧尤小英(右)

现实原型

游晓鹰之前写过《相爱相亲》,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我的姐姐》的剧本也是在《相爱相亲》拍摄期间写的。

创作源于尤小英和一位女性朋友的晚餐。朋友告诉她,打扫房子的时候找到了残疾证,但是她没有残疾。后来她妈表白要生弟弟,就写了假证明。

这件事一直留在尤小英的心里。2015年,国家开始放开二胎政策,身边有朋友告诉她,她父母要生二胎了。“当他们抱怨时,他们会有一些损失,一些不满,一些与家人的长期不满,突然他们会有话要说。”。

后来尤小英也在新闻报道和网上帖子里看到很多二胎冲突的案例。这些材料逐渐推动她创作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个人自由与家庭羁绊之间的主题。

《我的姐姐》是一个女人面临的诸多困境的 *** :安然陷入了承担家庭责任和追求独立自由的两难境地;家庭内部有重男轻女的阴影,也纠缠着她对失去父母的疏远和痛苦;在家庭关系中,安然小时候被表姐当成沙袋,是舅舅看着她洗澡也解不开的心结。

恋爱中,她要面对阶级差距带来的矛盾和分歧;在学校,在职场,她遭受不公平待遇,渴望改变命运;在社会环境中,她还对成为“生育工具”的孕妇表示愤怒。

这是一部以女性和家庭为主题的电影,辐射了很多情感和社会痛点。为什么要讨论这么多问题?游小英认为,“我们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只要我是剧本,是关注人的命运的故事,就很难不写这些东西。”

“我们想呈现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想让你看看她的经历。她生活在四面八方,各种力量都会参与她的生活。而且越长大越发现每个女生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拍的时候会觉得还是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导演尹若辛说。

回应争议

“你就不能等我吗?”“姐姐,我只有你。”姐姐和哥哥的情感互动是贯穿整部电影的焦点和泪水。哥哥温暖的话语,主动牵手拥抱,一次次软化姐姐坚硬的心,动摇她的决定。

但也有不少网友指出了弟弟的台词和行为的逻辑问题,比如不能理解弟弟对姐姐的体贴,主动打电话给收养家庭,同意被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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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豆瓣热评写道:“有些话从孩子嘴里说出来就是假的。”“为什么孩子能说出这么精辟的话?”“哥哥的台词和句子一针见血,没有孩子天性的纯真,只有大人的睿智设计。”

游小英解释说,她写剧本之前,和身边有孩子的朋友交流过。基本上她每次写剧都会问他们孩子会不会说这种话。她发现现在的孩子比公众想象的要成熟得多。“这种成熟是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他接触到的信息,他们对情绪的接受和反馈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大家都觉得孩子有点小。”

比如她有一个场景,姐姐把衣服扔在弟弟身上,哄他走。她弟弟关上门,转向她姐姐说:“冷静点。”“我弟弟能这么说吗?”这一刻他会让妹妹平静下来吗?他能理解平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了。"

就一天,导演带着女儿去儿童公园玩。一个小孩突然站在他身后,对身边的人说:“冷静点。”她之所以敢给弟弟写这一行,是因为现实中真的有孩子说过。

尹若欣透露,创作灵感来自于她家养的猫。“有一次猫把小老鼠的玩具抱在我面前,一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它让我玩,原来是为了回报我对它的日常照顾。回馈善意可能是人的一种本能,甚至动物也会,至少我相信这个弟弟是可以的。”

其实观众最大的争议就是结局的处理方式。我姐到底有没有养过弟弟,影片没有给出很明确的答案,而是走了一条相对模糊的结局之路。弟弟住在养父母家,妹妹不想签协议再也见不到他了,就牵手离开了。

有人认为姐姐永远不要放弃弟弟,顺从内心,选择自由,拒绝做“姐夫”。这个结局是回到她姨妈的老路

,并没有真正唤起女性的觉醒意识。当然,有些人可以对姐姐的选择感同身受,理解她也不容易,结局也不应该做成“女权主义随笔”。

“这不是给一个答案。我们用结尾给人一种启发,我们不想结束所有人的命运,就在这里说明一点(画个句号),但她的秘密可能是电影结束后真正的开始。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安然的经历,而不是告诉大家安然应该如何选择。”尤小英解释道。

在尹若辛看来,“安然是一个24岁的女孩,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她还在挣扎,还在考虑,还在碰撞,所以我们不能给她选择。

电影可能有结局,但人生没有结局。安然的故事还在继续。经历了这么巨大的事件,处理了这么复杂的关系,她对人生的探索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这将通向一条漫长的路。

这个结局的创作肯定是有难度的,但难点在于说,这种开放和宽广在哪里,大家带来的讨论又是什么,不仅仅是要不要养,要不要去北京,而是要思考每个人的命运,自己,个人,社会,环境的碰撞。"

三位女性影人

这是张子枫自《再见,少年》以来第二次与尹若辛、尤小英合作,也是她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拍摄的最后一部戏。

“子枫很内敛,很踏实,思想很肯定,内心很平静,价值观很明确。但她和她性格的外在形象,更坚韧更自由,而不是软弱无力,像一个充满荆棘和咆哮的东西,子枫一定在寻找。”为此,张子枫做了大量的表演练习,包括剧场训练,因为拍摄现场有一些舞台表演调度,旨在帮助她在表演中迸发出一些新的感情。

张子枫在电影中有很多哭泣的镜头,有时他不得不隐忍和克制,有时他不得不完全发泄。在拍摄安然蹲在茶几前对着父母的画像独自哭泣的那一幕时,她的表现让现场的导演和编剧非常感动。尤小英回忆说,“她哭了,让我觉得很痛苦。”

尹若曦认为,这种合作在张子枫开拓了更多的可能性。“子枫一定有进步。她肯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她精力充沛,有很多面孔。”

导演尹若辛和编剧尤小英是中国戏曲不同班的同学。他们曾经是住在一个宿舍的好闺蜜。他们说他们对电影的审美观是一样的。

游晓鹰喜欢小津安二郎和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着迷于他们对家庭和人的多义性的描述,喜欢他们对生活中的暧昧和矛盾的表达。尹若辛在创作中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家庭生活。

妇女、家庭和成长是他们希望在创作中继续深化的主题领域。在一起创造了《再见,少年》 《我的姐姐》之后,他们都打算继续与张子枫合作。虽然还没有形成具体的项目,但是时机成熟的时候,三位女电影人一定会碰撞出新的火花。

尤小英说:“我先不设题目。我首先要找一些人或者一个我愿意写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产生 *** 创作的欲望,我就写。”

尹若曦说:“我很关心人的个人意志。人与整个社会语境碰撞后的选择,是我们战胜了什么,我们战胜了什么,我们被什么打败了,我们必须坚持什么。”

面对创作,他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性别问题。他们从关注人和社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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